日本画与中国画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，从创作题材、形式语言、笔墨技法、审美趣味，都可看到古代中国画对日本画的深刻影响，也可看到中日两国在文化交流、融汇过程中的历史轨迹，及近代日本画家们在自己文化风土中不断创造，并由此形成的独特神韵与风格。

海上旭日 竹内栖凤

　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，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，日本早在奈良、平安时代，就已形成“全盘接受唐代文化”（平山郁夫）的局面。宋元画风曾弥漫于室町时代。江户时期的重要画派都与中国绘画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。当时还出现了以中国文人画为楷模的南画运动，不少中国画家到日本传授文人画技艺，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在日本画家的审美意识中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崇敬与偏爱，中村不折认为，“中国绘画是日本画的母体”；平山郁夫曾说，“日本画的根在中国，中国绘画传到日本，经过长期演变生根开花，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，就不会形成日本特有的绘画风格”。虽然，南画文人水墨画在明治以后逐步衰落，但水墨文化的遗风依然反映在许多日本画家的作品中。即使在横山大观、竹内栖凤、川合玉堂、结城素明等新一代画家的作品中，仍不时表现出对传统艺术的深深迷恋。

　　“东方的理想”是日本著名美术家冈仓天心针对明治时期日本美术的传统与发展，而提出的学术理念。他的名言“亚洲乃一体……过去的影子预示着将来，任何树木不可能超越种子中所包含的力量”，曾获得东西方许多学者的认同。中日两国在近代以来均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，在西方化的过程中，均已不同程度弱化了东方文化的优秀传统。从当代美术发展的角度看，如何开发东方文化深厚的精神资源和丰富的艺术形态资源，如何进一步发扬传统艺术中的活性因素，并使之内化为当代美术创作中的精神内核，转化为走向未来的内在驱动力，是值得中日两国艺术家深入思考，也是关乎新世纪东方文化发展的战略性问题。

　　收藏在中国的近代日本画，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，其数量之巨、质量之精，曾引起中日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近年来，日本的数位首相、国会议员、议长、大使等，曾亲临中国观看日本艺术品专题展览，更有平山郁夫、加山又造等专家学者进行过专门的学术调查和研究。1994年，笔者曾与日本美术学者刘晓路、河野元昭及日本《美术年鉴》社的专家，赴天津、沈阳、大连、旅顺、丹东等地调查、鉴定日本画。同年，在北京举办了中国民间珍藏日本画鉴赏展，铃木进、清水治、河锅楠美等日本画专家前来参观并参与学术研讨……所有这些都昭示着，我们应该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对中国收藏的日本画进行深入研究，进一步梳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，开发其潜在的历史文化价值。